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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回应茅于轼:不同逻辑还是不同类别?  

2013-11-10 12:34: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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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回应茅于轼:不同逻辑还是不同类别?(2013-11-10 10:46:14)
陈平回应茅于轼:不同逻辑还是不同类别? - 一剑千秋 - 一剑千秋
 

笔者按:这个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一次对中国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比较系统和理性的批判。我大体上认同陈平先生在下文中的看法。陈平先生对茅于轼先生的“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答是有道理的。我想指出的是,逻辑仍旧属于推理的范畴,用推理检验真理而且是唯一标准,此论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不能自洽)。社会科学的逻辑是存在主体性的(立场问题),也就是谁的逻辑的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哲学死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经济学不存在绝对真理,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也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在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现实环境,就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没有绝对教条的“普世真理”可以生搬硬套。陈平先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中肯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历来推崇阳明先生的“正心以中”的说法,经济学不存在绝对真理,也仅仅是一个“中”的问题,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想,大家争论了半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历史地看,用“真理”或“科学”来压制“立场”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仍然是极权的标志。当然,也必须警觉,不要让“立场”镇压“真理”和“科学”,不能再搞政治正确的那一套了。就哲学而言,左和右都不好,“正心以中”才是最好的。当然,这也是最困难的,最需要水平的。

在此,向陈平先生表示敬意!

 

                                 卢麒元

 

 

陈平回应茅于轼:不同逻辑还是不同类别?(电子邮件原文)

 

茅于轼,并诸位学友:

 

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批评。我们认识30多年了,头一次得到你的批评。前些时,盛洪的两个问题(市场边界,政府作用)对我很有启发。下周可以把我的思考和盛洪分享。

 

你的来信提出的是科学哲学的问题,在我的知识范围里,你的说法在国内可能是独创。西方认为知识的源头是两个:一是经验(培根),一是公理,包括宗教信仰在内。你说的逻辑,应当归入第二类吧?

 

我不能同意逻辑比实验重要。原因有三:第一,逻辑和几何一样,有无穷多种。第二,形式逻辑强调自洽,但是源头的公理或前提是否正确,还是经验检验的问题。辩证逻辑看来自相矛盾,但是实践上常常比形式逻辑成功,因为形式逻辑假设事物概念可分,分界清晰。实际问题复杂的多。分界本身就是视角问题。第三,不同逻辑的争论问题,实质是科学分类问题。

 

不同时空尺度,不同层次的规律不同,你可以说逻辑不同。例如经典力学的逻辑是连续的,量子力学的逻辑是离散的。宇宙和生命世界没有统一的逻辑。哪种逻辑主导也看实验解释能力。

 

我举两个例子。

 

(A)我的例子。本人1967-1978年间参与过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当时西方挑战爱因斯坦的理论多达十余种。牛顿引力是线性标量场,爱因斯坦是张量场。当时最著名的挑战者 Dick 是向量-张量场,我们也有一个理论,是非线性标量场。数学都是自洽的,还各自预言不同的效应,包括超光速例子。最后美国发登月飞船和人造卫星,专门检验这些理论,最后的实验误差内,还是爱因斯坦最好,最简单。我们的非牛顿引力,超光速粒子,至今没发现。我的同学还在坚持,我就转行了。这里的标准是两条:第一,实验与理论预测的比较。第二,美学标准是奥卡姆剃刀:同样的解释能力,取最简单的模型。如果未来实验,可以提高精度,不排除爱因斯坦被新的模型取代。我转行做经济学,与这个经验教训有关。我后来做研究,再不敢从公理或假设出发,而是先看有无实验和理论的矛盾,再决定是否寻找替代理论。

 

(B)你的例子。你有个说法“替穷人办事,替富人说法”。逻辑很对称,漂亮。但是我认为你的分类有问题。如果你仔细读亚当-斯密,他把富人是分类的。生产性的资本家,和寄生性的地主。他主张自由贸易是有立场的,就是保护工业资本家,打击地主的利益。

 

我对西方与中国的观察,富人有三类:一种是创造性的企业家,一种是吃遗产或地租的寄生者,三种是过度投机者。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寡头的过度投机。新古典理论假设套利行为是负反馈,自动稳定市场,实际上主导的是正反馈,放大不稳定性。这是我反对弗里德曼和法玛的有效市场理论的原因。新古典是半边经济学,只看负反馈,不承认正反馈的存在。行为金融就是正反馈,追涨杀跌。席勒和卡尼曼当然是对的。凯恩斯都比卢卡斯、弗里德曼清醒。

 

期权是双刃剑。如今金融衍生市场总值为世界GDP10倍,美国GDP50倍。美国人谁还做实业?

 

房地产投机是同样道理,只是周期更长,后果更严重。中国现在搞的城市化,鼓吹增加财产性收入,实际上把大城市近郊农民变成地主,自己不种地,把地租给内地农民种。实际上把房地产增值的负担加在未来外地大学生和内地农民的头上,等于类退所得税。大批啃老族出现,都是新一代的寄生者。对付投机者,就是加强监管,拆分寡头。美国不做,中国就得坚持资本账户控制,而非金融自由化。对付寄生者,就是美国的高额遗产税,但是捐赠基金免税,才会有福特基金会,做公共服务。

 

穷人也该分类。我四清时碰到一个贫农,解放前是地主,赌博输光家产,土改时成了“贫农”。我住在上海农村,碰到一个农民,告诉我赌博已经输了2套房子,现在去玩玉石了。美国欧洲的福利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瓦解。性自由结果一半的子女没有父亲,单身母亲生一堆娃娃,吃救济比上班的收入还多。黑人都不干脏活了,让非法的墨西哥人做,墨西哥人只要取得公民权,就只有东欧人做了。真正对穷人的帮助,是给穷学生发奖学金,给农民提供培训机会,而非给房产,给钱。西藏的穷人,听说拿到补助,就捐给寺庙,继续要饭。西方和中国真正要改的扶贫政策都是教育问题,社保和福利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问题更大。中国目前学西方的福利政策,会造就一批懒人,财政窟窿越来越大。我建议你的逻辑改一下:“替创新者说话,帮劳动者升级。”但是,“不能替投机者辩护,要逼迫寄生者转型。”不知你是否同意?

 

第二,你提的问题,表面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实质是社会科学的实验检验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物理学和化学可以做可控的实验,社会科学主要依赖自然实验。经济学目前的实验规模很小,只有启发性,没有决定意义。自然实验主要是各国的历史实验。各种思潮的兴衰,周期和大国兴衰,文明兴衰有关,比经济周期长的多。这是社会科学的困难之处。

 

我再举两个例子。

 

我出国以前,做了很长时间科技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当然以西方为主线,但是发现中西文明的劳动分工模式的分岔:西方牧牛节省劳力,消耗资源(土地),所以搞殖民、搞工业革命,前者扩张领土,后者节省劳力。中国小农节省资源(土地),消耗劳力,所以搞精耕细作,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只吸收高产农作物,如玉米、土豆,使人口倍增,却拒绝机械发明,因为夺去工匠生计。中国文人的选美标准是诗歌、书法。

 

西方打进来,才逐渐明白科技的重要。出国前,我一直认为毛泽东的文革实质是农民社会主义,不懂大工业,反对国内搞的小而全。所以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为苏联和美国的托拉斯的垂直整合辩护。我开始是支持的。

 

等我调查了苏联东欧,尤其东德改革的进程后,我才发现毛泽东有他的道理。毛不是小农思想,而是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的考虑。中国唐代和美国初期一样,对外贸是国家控制的,看作是国家安全的武器。英国、美国是在外贸出超时才鼓吹自由贸易。一旦处于不利地位,立即搞贸易保护。毛泽东明白中国技术不如人,才搞人民战争,要求各省粮食、军工、日常基本物资必须自给。看来没有效率,实际是增加的安全感,与投资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策略道理一致。邓小平改革开放,不仅对外开放,而且对内开放。各省各地区竞争激烈,虽然没有私有化,竞争使市场很快起来了。苏东搞私有化,产权清晰了。但是垂直整合的企业变成私人寡头,效率更糟。最致命的是苏东为了避免重复浪费,结果每种部件生产都没有竞争者。一个部件厂在乌克兰,另一个在东德。中央协调机构(相当于西方的跨国公司总部)一跨,系统完全瘫痪,换了西方跨国公司经营也是亏损,只好破产。我这才明白科斯理论的谬误。盛洪讲改革=产权+交易,这是不够的。前提是有多家竞争者,但不是完全竞争。更不是两家交易。这是萨缪尔森和科斯的基本差别。

 

就此而言,我认为要重新评价大跃进和文革。两者并非完全失败,而是有失有得。大跃进失败的是钢铁和农业放卫星,但是科学大跃进是完全成功的。不光是两弹。社队企业也是后来乡镇企业的种子。文革失败的是大民主,以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可以代替干部政策和精英管理,是违反劳动分工的。但是,文革打破两千年的对官僚系统的迷信,使民众敢批评各级领导,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如无文革,走苏东式的官僚把国家财产私有化的道路非常容易。经过文革,即使上层利益集团一度推动管理层收购,立即招致全党全民反对而停止。苏东瓦解,民众毫无警觉。等到权力财富尽失,已经回天无力了。如果用麦迪森的数据,比较1950-7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国发展仅次于日本和东亚,但是高于其他地区。日本发的是战争财,靠甲午战争赔款搞的教育和基础建设。靠朝鲜战争,免除德国重工业被解除武装的厄运,再靠朝鲜越南战争,发美国后勤的财。中国完全靠自己,加上战略思维。毛和邓是互补的。

 

中国的自力更生的改革开放,超越了德日模式,拉美东亚更是无法相比。如果不看苏东实验,我会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但是看了苏东转型,我对毛的功过评价有很大改变。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我又重新估价德国苏联模式和英美模式的优劣。中国如走得好,可以超越德苏模式,挑战英美模式。这可能离题远了。

 

总之,非常感谢茅于轼的批评和问题。几年前在杭州开会,碰到陈志武,他出了本书《金融的逻辑》,当时我就问过他:金融是逻辑还是科学?他不能答。后来,张维迎也出了本《市场的逻辑》。似乎周其仁也写了本改革的逻辑。不知是否都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如是,至少要引用一下。

 

今天你提出的两个问题,都是好问题。比科斯问题(企业的本质,社会成本)还有意义。只是我的解答和你不同。是否有道理,请大家指教。

 

祝好!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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