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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中美教育比较  

2011-10-23 21:20: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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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高考本是夏天的话题。每年六月,考生们“烤”过之后,媒体发过一轮高考期间的各类花边新闻,就要开始谈论高考改革了:“多元入学”,“素质教育”,“改变应试教育”,“给高校更多自主权”,等等。热过一段之后,话题开始冷却下来。到数九寒天,就埋进雪堆里,没人记得。当然,等春暧花开,下一轮考试临近的时候,它还会再冒出来。这篇文章,写在春天,又一轮考生们进入最后冲刺,下一回高考改革的讨论又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是想给高考改革的建议者们泼一盆凉水:醒醒吧,这些讨论多年的高考方案,能改变什么?
  
  摆在桌面上的方案,虽然有的开始试点,有的还没有实施,但是结果却不难预料:注定要失败。这种悲观论调的根据,不是先知先觉,而是马后炮。应试教育,不是我们所独有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海内外还是有些影响,至少在东亚相当普遍,不论是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是在南韩,日本。这其中,高考改革别人已经做过了。做得最为轰轰烈烈的,是台湾,有十个年头了。其结果却被人称为是一场“社会灾难”。
  
  2.失败的台湾教改
  
  台湾的“高考”叫着“联考”,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实行。顾名思义,就是各大学联合起来,通过考试招生。这个制度的毛病,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陌生。重智育,重考试,学生没有时间做课外活动,考试成了教学的指挥棒,分数决定一切。甚至有的改革者还宣称,那是“联考万恶”。在九十年代讨论,2000年开始实行的台湾教改,废除了联考,改用“多元入学”方案,其中有许多元素也正是大陆的改革者们现在所建议的。除了分数,还要推荐,还要看班级排名,还要看文体素质项目。不以一次考试定终身,除了入学考,平时还有几次“基准测验”分数也要计入,还有各大学自办的考试。相应的,还加上了课程的改革,因材施教,教学活泼,学生快乐。
  
  与台湾人谈政治,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他们多半依据政治立场,分成蓝绿两条阵线(国民党对民进党),凡事论颜色,双方很难说到一起。不过,与他们谈起教育改革,大家的意见反倒基本一致了,都有一肚子苦水。十年教改,学生的考试压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大为加重。以前只有一次大考,现在注重平时成绩,考试更多,连平常都有不可以考坏的压力。以前学生复习之余,能够做一些文体活动算是放松,现在文体活动是入学的考虑因素,大家都付钱抢着学,反而完全剥夺了其中的乐趣。以前是联考的成绩决定一切,同班同学是共同面对一项大考的战友,现在要看班级排名,同班同学成了竞争对手。因为品格也是评分的标准之一,于是学生捡到遗失物品之后,都藏着不愿交给遗失的同学,而是要去交给老师,换取德育成绩加分。最为糟糕的是,以前的联考只要考五个科目,现在科目多,考试压力更大。家长拼命送孩子去补习,补完文化课,还要补绘画、体育与音乐。于是补习学校成了教育改革之下最兴旺发达的事业,十年增长了四倍。学生在学校八小时过后,直奔补习学校,更是没有了课余时间,而家长不但要为子女升学紧张,还要为种种的补习大掏腰包。所以有人称,“多元入学”其实“多钱入学”。那些负不起学费的贫困家庭,根本就没法竞争。
  
  台湾教改的蓝图,多半是借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制度。这些设计,出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良好愿望,最后却在实践之中得到如此不堪的结果,证明大学招考的形式并不是应试教育的根本原因。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教育体系,都同时担负着两个任务,一个是教育,另一个则是在学生之中进行分流筛选。大学教育这一关的筛选,关系到孩子将来的职业、出路与前途。考试与录取的模式可以改,但是改不了筛选与分流过程之中所一定会产生的竞争与压力。
  
  台湾的教改,还是发生在高等教育资源大为扩张的有利条件之下。最近十几年里,大学教育已经完全普及,二千多万人口的台湾现在有大学一百多所,变成大学招不到学生,考零蛋的学生都可以收到录取通知书。(因此马英九上任之后,一直在讨论开放到大陆招生,不然许多大学在台湾本地招不到学生,都快办不下去了。)大学的增多却无法减轻筛选分流所带来的沉重压力,那些新办的大学没名气,读出来也找不到好工作,很多人不愿意去读。为着将来的前途,学生们还是拼命要挤入台大、清大(清华)这些好学校,而进了好学校的人还想着进一个好专业。
  
  3.轻松的美国孩子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好处在大陆多有报道。八、九十年代大批出国的中国留学生,现在多已为人父母,有了当家长的经验。他们经常在媒体上介绍子女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读得很轻松,没有一点压力。推动台湾教改的,还正是五、六十年代留学美国,九十年代回到台湾的著名专家学者。为什么在美国的那一套教学方法与入学方式,拿到台湾却根本不管用?这一差异在台湾媒体上,曾有许多讨论。最为常见的分析,直指中美文化上的差别: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心切,会拼命逼孩子读书;而美国文化,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因此,模仿美国的制度,放在台湾这个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开出来的果子完全不一样。“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有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喜欢从文化根基上做分析批判,这在大陆很常见。有意思的是,在号称是未曾直接经受“五四”冲击,保留了更多传统中国文化的台湾,也流行这种思维方式。
  
  美国的教育制度,同样也要起到筛选、分流的作用,同样也有一个竞争好学校、好专业的问题。美国人也要吃五谷杂粮,也是爹妈养的,美国的爹妈同样关注子女的未来。如果你学的是理工科,大学毕业之后读个博士学位,找得到正式工作的话年薪可以在七八万美金左右。做个十几年,进入管理阶层,当个小头目,工资到十万多一些就差不多到顶了。可是,如果你大学毕业后,进的是医学院,读书的时间相若,但是一开始工作,年薪就有十几万,将来的成长空间也更为灿烂。文科方面的差别更大,人文科目毕业的博士,多半只有教书的位置,找工作极为不容易,工资能有个五六万就不错了。但是,如果文科毕业后读几年法学院,再考上律师执照,起薪也大多在十万以上。而且,美国各级政府的官员们,议员们几乎都是学法律出身,可以说执掌政治权力的人,都是法律人。所以,理科好的去学医,文科好的去学法,这既是美国父母的心愿,也是一般美国学生的选择,竞争同样是非常激烈。而理工科一类的专业,付出大,收获小,美国学生不愿读,所以才挤满了来自中国、印度的留学生。到了医学院与法学院,外国留学生就没有几个,因为本国学生早已为入学名额挤破了头。
  
  但是,美国制度的不同,在于它筛选的时间点靠后。学医与学法,决定的时间不是在高中毕业,而是在大学毕业。想上医学院的学生,大学可以学任何一个专业(多半是理科)。医学院只要求有几门基础课程申请者一定修过,通常包括微积分,普通物理,无机与有机化学,和生物学。想上法学院的学生,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专业(多半是文科)。法学院也只要求申请者一定学过语言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学等文科学生的基础课。基础课目的成绩,加上一个标准化的入学考试,再加上学生在班上的排名、课外活动、推荐等等,是收生的主要参考。申请者本科所上大学的名气,不是重要因素。家境不宽裕的学生,无法去外地上名牌大学,可以就近在普通的社区大学就读,那里没有最好的设备,没有著名教授、大师,甚至没有硕士、博士授予权。但是只要申请者在本科课程中,能够名列前茅,保持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一样有机会进入名牌的医学院、法学院。当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机会会更多一些,更何况有的名牌大学打分比较慷慨,比如说哈佛就时常被人批评搞分数膨胀。
  
  把竞争最为激烈的筛选,放在大学毕业,而不是高中毕业,才是造成中美教育文化不同的最重要因素。美国的中小学生的确是轻松,但是进入大学以后,却相当的吃重。而且他们也会计较分数,笔者读研究生期间给本科生带实验时,就曾遇到那些成绩好,想进医学院的学生为了平常一份实验报告的分数而来找助教们斤斤计较。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它把最沉重的压力,放在了二十岁的青年身上。而我们的制度,却把压力放在了身心都还不成熟的小孩子身上。
  
  4.十五岁的压力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经费大增,学校设施大为改善,高校入学率也大为增加。高考刚恢复时,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是高考,录取率不到10%。到06与07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已经达到60%。但是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才只有40%,其中约有一半是重点高中。一般认为进了重点高中之后,进大学并不是太难,所以竞争就更为激烈。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年来教育资源已经大为增长,但是考高中却要比考大学更为艰难。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场筛选,放到了十五岁的初中毕业生的身上。
  
  这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却时常为大家所忽略。让十五岁的孩子,经历这样一场筛选,合适吗?有意义吗?这是中国的教育界,包括众多高考改革的号召者们,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
  
  2008夏天,笔者去北京访问中科院一家著名的研究所,接待的朋友提到他女儿刚考完中考,拿出中考所用的一道几何附加题,来说明中考的难度。这位朋友与他的几位同事都是在日常科研中要做许多演算的理论工作者。可这一道中考几何题,却把他们全都难倒了。大家在一起琢磨了一整天,才算找到了证明办法。
  
  初中的教育,本不是讲究难度,深度与广度的地方。在数学科,它只能讲到平面几何,代数及一些基本的方程、函数。平面几何之中的推导演绎,作为数学推理的范例,可以让学生了解数学思维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那只是一种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玩的智力游戏。从知识结构上来考虑,完全没有必要花太大力气。学过高等数学的人都知道,那里边会用到中学所学的所有的方程、函数与解析几何,但是却不会用到多少平面几何。
  
  平面几何的推理步骤可以弄得很复杂,所以对出考题的人来说,平面几何是把考分拉开的好办法。初中数学只有这么多内容,不可能,也不应该讲得很深。考生们都是有备而来,花了大气力复习做题,一般的基本概念题根本难不倒他们。中考,作为现在最为严格的筛选,却有必须把考生分数拉开的压力。这样一来平面几何就成为难倒考生的好办法。但是它真的有选拨的意义吗?这种把专家都难倒的题目,要十五岁的孩子在两个小时,一堆题目的考试之中做出来。做得出来的考生,多半只是浪迹题海,在做过的许多题中,碰到过类似的题型。用这种偏、难、怪题来选拔学生的考试,与其说是“择优录取”,还不如说是“随机取样”。
  
  为了应付这类考题,考出高分,学生与家长却要花上巨大的努力。学生学完书本上的内容,不足以考得高分,于是得花更多时间去做难题,怪题,去学那些本来应该只是游戏的奥数。费了老大的力气,挤掉了学生应有的课余时间,学的却都是些对将来的知识增长没有太多帮助的内容。家长一边跟着孩子紧张,一边往外掏学费。数学是这样,其它科目也是类似的情形。
  
  中考在十五岁,但是准备工作却要向下再辐射几年,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孩子,小学五、六年级就要开始忙乎。老师、家长软硬兼施,自然可以逼着孩子们花许多时间做功课,却没有人计较这样的教育方法会不会赶走孩子对读书的兴趣。许多家长其实意识得到这样的教法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害,但是中考摆在面前,如果不让孩子这样准备,上不了重点高中,后果承当不起。这样的制度,用的是内容上缺乏意义的考试,逼迫生理上、心理上都还不成熟的少年,花大力气去钻研没有必要的课程。
  
  5.二十岁的大考
  
  这些扭曲现象,当然就是通常所说的,应试教育的恶果。既然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无法改变,考试也是教育制度之中必须有的筛选方法,那情形就无法改变吗?如果只是像台湾教改那样,改变招生、考试形式,那么的确,选拨的压力依旧,事实证明只是换汤不换药,而且熬出的那碗药汤味道还更糟。
  
  但是如果把教育制度中最为激烈的一场竞争,在时间上推后呢?这里让我们来做一个假想,如果中考、高考都不再起筛选的作用,学生很容易进入大学学习,但是在大学二年级结束,学完两年基础课的时候,进行一次“大考”,以这次考试成绩为主要指标,来决定学生可以进哪一所名校,哪一个专业。这样的制度与现行制度相比,会有什么不同?
  
  首先与中学不同的是,中学所教的只是基本概念,而现代科学的内容却是在大一与大二的基础课程之中,才真正开始涉及。以数学来说,中学所接触的,只是初步的推理,及函数的基本定义。真正要分析函数的性质,处理几何图形,求解复杂方程,都必须建立在对微积分的了解之上。物理也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没有微积分的基础,现代物理的概念根本就无从说起。中学的化学,只是浸润一下而已,真正把化学键,分子结构与化学反应系统地放在一起综合论述,是在大学化学才开始的。任何人,只要把高中教材与大学教材摆在一起,就可以发现大学基础课所涉及的内容,要比高中多出一个数量级。以大学基础课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才能建立一个有难度,也有意义的选拔考试,才能避免现在那种在中学所教的初级内容上找偏题、怪题的窘况。这样的考试,也将迫使学生们在大学基础课上下功夫,为他们将来的学问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改变目前这种不正常状况:中学生拼命用功,在初级习题的海洋之中钻牛角尖,真正到了大学里,遇到现代知识建构的基础时,许多学生却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动力与兴趣。
  
  考试肯定会带来压力。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不应该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而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读书以外的素质,培养广泛的兴趣。对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承担压力,却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你十八岁参军,要摸爬滚打,练兵习武。如果你十八岁步入社会,同样要起早贪黑,为生活打拼。十八岁的大哥哥大姐姐,花两年时间埋头苦读,准备考试,这已经是幸运儿的特权了。他们到了该承担学习责任,接受严峻考验的年龄了。
  
  在大学里,大家一定都见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中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大学里变得落后,有些中学成绩一般的学生,在大学里反而可以拨尖。从学生的发展来说,每个孩子的成熟时间可以有很大的差异。现在的中考选拨制度,在十五岁就开始定高下,扼杀了晚熟孩子的成长空间。从课程上来说,中学所学的基本概念,在大学里都要更为深入,更为系统地重新来一遍。如此一来,家长也就没有必要在中学期间要求孩子考高分。
  
  十五岁的孩子,家长可以软硬兼施,将他钉在书桌前边。二十岁的孩子,已经到了独立的年龄,家长用逼迫的方式来管教也相对困难了许多。大学生,在学业的压力之下,还要学会独立生活,还要面对情绪的波动与感情的困扰。自然,许多家长依然是望子成龙,也一定还有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逼迫孩子读书。这样的紧逼方法,要在十五岁的中考之中弄出一个好成绩,还是有相当的效果。但是,这样教出来的孩子,如果逼走了学习的兴趣,如果没有培养出独立自主的能力,到了二十岁,就不见得有竞争力。选拔考试,放在二十岁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创造一个环境,让家长们不但重视孩子的学业,也有足够的空间与动力来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6.改革中考是当务之急
  
  从上边的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教育制度所带来的最严重问题,不在高考,而在中考。中考的改革,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这其中所需要做的,并不只是改革招生与考试制度,因为那样只能改变游戏规则,却不能改变让十五岁的孩子参加没有意义的激烈竞争的事实。切实的,也是当前最为需要的解决办法,是投入资源,扩大高中教育。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财政有限,所以才有了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好几个重点学校的方针。当时不但有重点高中,还有重点初中与重点小学。时至今日,小学与初中教育已经完全普及,基本实现了就近入学,也免却了入学考试。初中毕业之后,普通高中入学率只有40%,其他学生入读中专技校,这却是基本延续八十年代初的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模式已经与社会的需求完全脱节。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收入的增加,工作的竞争,大学的扩招,都提高了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的合理期望。十五岁的孩子,就送去读中专、技校,失去将来入读大学的机会,在许多家长来说都是于心不甘。九年教育的普及,增加了初中毕业生的人数,高中却没有相应扩张,自然就成了瓶颈。
  
  以国家现有的财政,增大高中的录取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些年来,为了办世界级大学,教育部门不惜下血本,让大学建设硬件设施,高金聘用海外学者,时常吸引媒体与公众的注意。连教育改革,也是高考的改革更为引人注目。无意之中,却把教育系统最严酷的筛选压在了十五岁孩子的身上,成为扭曲小学生、初中生身心学业健康成长的主要环境因素。办好高中,与办世界级的大学相比,要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廉得多,可惜的是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却没有引起社会与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中考的改革,应该加大投入办好高中,使得初中可以跟得上、愿意学的学生,都可以在其居住区域附近找到合适的高中,就近入学。中考要么就废除,要么就简化成为水平测验。这虽然没有解决高考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加大高考的压力,但是至少把选拔考试推迟到了十八岁,给十五岁以前的孩子们多留一点他们最为需要的成长空间。
  
  7.美国式的筛选
  
  要解决高考的弊端,也应该跳出只注重改革考试与招生形式的框框,思考以现在的财政资源与社会需求,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把筛选点放在哪个年段。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制度的确有它的参考价值。在美国,进入大学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在大学里读好,却很有几分挑战性。
  
  美国的中、小学,一个班级的学生只有二十人左右,老师与学生之间有很多交往与互动。对学生的要求没有太高,几乎没有课外作业,考试也很容易。在小学里,上课几乎跟玩游戏一般,注重以兴趣引导学生。在中学里,数理化课程尽量简化,弄得容易一些,以免吓跑了一般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得慢的学生很是照顾。
  
  可是一到大学,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
以理工科为例,基础课不分专业,学的是一样的数理化。在比较有名气的研究型大学,一门基础课要同时开好几个班,每个班上都有一百多名学生坐在一起上大课。造成这种状况的结构因素,是成本,因为办大学比办中小学贵。教授工资高一些是自然的,而每个教授还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组、实验室。现代大学的名气靠的是教授们的研究成果,而仪器、设备、助手是很花钱的,所以学生数与教授数相比,很自然的大两个数量级,特别是在那种各专业都要上的基础课之中。
  
  教授一定得给学生讲课,否则花了这么多钱请人,大学无法向社会交代。有的大学还特意把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排去上基础课,让社会大众看得特别感动。但是实际来说,大多数教授的心事都不在教学上。教授职位升迁的第一因素是研究经费的多少,系里学校里是要从中抽成的。第二则是论文数目与在其研究领域的声望,这关系到系与学校的名望。讲课只是教授不得不完成的一项任务。一百多名学生的大课,当老师的不可能与学生有什么交往。教授多半是讲完课,拿着讲义,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实验室忙乎去了。有名气的大教授,更是经常飞往各地讲学,访问,开会,每个月都要出国旅行,甚至在酒店里住的时间比在家里还长。有时连课都无法上,就让手下的博士后代为讲课。
  
  平时给学生带实验、改作业、批报告、解答疑难的是助教,也就是系里的研究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自己的硕士、博士论文,当助教为的是领取一笔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所需,所以教学也只是不得不做的副业。如果雇用专职老师,成本要比助教贵上两三倍。因此系里用研究生当助教,可以省下一大笔经费。这些研究生,作为高技能低工资的劳动力,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最多。虽然工资低,但是却比他们在母国的收入高出许多,所以在他们来说还是很乐意的一件事。只是他们当中许多人,英语都还不大流利,或是带有很重的口音。因此,听不懂助教们讲话是美国大学生们常有的一桩牢骚。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大学教育,如果缺了这些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根本就无法运作。911之后,美国国务院曾经收紧学生签证,对此反对最为激烈的,就是美国各大学的校长们。
  
  美国的大学,在课程与内容上还是有相当的要求,虽然总体来说要比中国的课程要求浅一些。一门基础课,有好几个班次,好几百名学生,都是由学校组织统一考试。当然考卷是肯定无法一一批改的,所以考试基本上都是多项选择的形式,与考托福一样。选定了答案,就在硬纸卡上相应的位置涂圈圈。考完之后,由教务人员统一收走,送入读卡机,用机器打分数。考得不好,你是不可能找教授说情的。那张卡根本就不在他手上。
  
  考题的设计,则多半有意识地要把分数拉开。考卷上0-100的分数出来后,从高到低依顺序排好,分成A(4点)、B(3点)、C(2点)、D(1点)四等,再加上一个F(0点,Fail/不及格)。考卷分最高的5%的学生得A,百分之20-30%之间得B,以此类推(中间也有A-,B+等等)。具体的转换标准因课程而异,50分可以得D(及格),40分也可以得D。但是得A的学生数,系里、学校里都会把关。如果得A的学生的百分比太高,讲课教授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样按排名给分,实际上就是要让学生之间竞争。因此,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把其筛选分流的机制,放在了四年大学。它的淘汰率相当可观,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只能重修。四年下来,三分之一的学生无法完成学业是很平常的事。大学毕业时,如果想去申请研究生院,平均成绩要有3点。如果想进医学院,平均成绩多半要在3.5点以上。因此到大学毕业时,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的学生并没有剩下多少。
  
  虽然医学院取生时,要面谈,要看推荐信,还要看参加了什么课外活动,但是以学校作为筛选机制,考试成绩都还是最为主要的因素。你在一、二年级成绩好,教授才对你有点印象,你也才能以你的成绩在暑期到某位教授的实验室中做个帮手,将来他给你写推荐信也才有东西可写。不然的话,教授也就只能看看你的分数,写两句套话。如前所述,美国中小学的教学很细致,大学的教学方法却相当的粗放,简直就是放羊。但是,这也使得一份大学成绩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名学生独立生活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到了二十岁的孩子,家长也控制不了。望子成龙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中国的父母还是美国的父母。人家不是说,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想当总统?这难道不比中国孩子更有雄心壮志?但是到了二十二岁,孩子是进医学院也好,是完不成学业也好,做家长的只能接受现实。
  
  当然,美国是富有的发达国家,它有足够的资源,普及大学教育。也因此,它的筛选分流可以拉长时间,放在四年大学里来进行。家长与学生最为在意的决择,在大学毕业之时。于是在学习成绩的考核之上,自然地多加了一层“路遥知马力”的考验。它最为精英的医科与法科学生,学完必修的几门基础课,还要在其它不相关的科目之中考验两年,扩大见识之后,才来进行相应的专业教育。这在依然是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是过于奢侈的一种制度。
  
  8.学制改革的建议
  
  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高等教育资源大为扩张,我们也已经具有初步的条件考虑对现有的学制进行改革,把筛选的压力逐步放到年龄更大的考生身上。具体来说,是把大学分成两段,“初大”(大一,大二)与“高大”(大三、大四)。高考做为进入初大的门槛,可以降低难度,变成只要理解与掌握基本概念就可以通过的水平测试。初大只设置现行大学的基础课,分成文理两科。理科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言及基础的人文与社会。文科学生学习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及科学导论(包含数理化生),学生毕业后只发给大专文凭。初大的毕业考,且称之为“大考”,由国家统一出题,统一考试,作为以筛选为主要目的选拔考,取代现在高考的职能。学生以大考成绩,申请进入自己心仪的名牌大学,热门专业,在高大的两年学习专业课程,攻读学士学位。大考上不了分数线的考生,则以大专学历,步入社会,或是来年再考。
  
  初大要普及,才能真正减少高考的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与人才储备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一般的大学基础课,在地市级大学就有足够的师资可以应付。而近年来,许多重点大学(比如厦大、中山、北师大等等)已经把一、二年级新生搬离本部,放在新校区,初大与高大分开的势头已然成形。在这一基础之上,国家只要在兴建宿舍与教室上多做一些投入,增加初大学额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国内的大学之中,还是有很多老师没有做科研的条件。与其让他们为职称去做那些凑数的,有时甚至是造假的论文,还不如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教好初大的基础课,以教学作为他们升职的主要考核标准。而那些可以做科研的教授,则让他们教高大的专业课,与他们的研究扣得更紧一些。
  
  初大与高大分离,在学制上与高等教育的理念上却是一个大转变。初大只分文理,意味着大一、大二两年是把学生当通才来教育。专业科目放入高大,只有两年,必定要缩减。在课程设计上,涉及到很多调整。现行的高等教育,设立于五十年代,以训练专门人材为基本理念,已经不大符合现实需要。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之后的确是大多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情形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以笔者个人对理工科的观察,一个班级毕业十年之后,还在从事本专业的同学恐怕只有三分之一都不到,大多数人都早已转行。其实,至少在理工科,专业人材的培养只有四年大学根本就不够,起码都要有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在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就出来工作的学生,更需要加强的正是通才训练,而不是专业训练。
  
  初大与高大分离,大考取代高考,将现行教育体制的筛选后推,才能为缓解中小学教育里考试压力过重的问题提供一个大环境。这其中所涉及的,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考试时间的改变,而是需要国家的投入,学制的延长,课程的重组,以及对教育目的重新思考。但是从总体来说,它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9.结语
  
  1998年,当台湾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闹得正红火的时候,笔者接待过一位刚去台湾访问的美国教授。谈到台湾的行程,他说邀请他去台湾的那位知名教授不知是怎么了,成天跟他讲教育改革的事,说台湾的中学生花太多时间读书做功课,准备考试。这位美国客人大惑不解地问,这有什么不好?美国的中学生成天想着派对,开车,谈朋友,美国的老师真是巴不得中学生们能多花点时间读书做功课呢。
  
  说起这段往事,并不是想证明注重考试的教育制度优越。我们身临其境的人,都懂得这其中所造成的扭曲与无奈。但是,中国人注重教育却是一个好的文化传统,教育毕竟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基础。那种几乎没有考试压力的美式中小学教育,同样有它的缺点与问题。更何况,以中国教育制度的实际,考试作为一种筛选机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台湾地区教改的失败,在于不尊重应试教育背后的文化与社会现实,把教育体制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考试。我们讨论教育改革,应该吸取周边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从实际情况出发,利用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对教育的重视,对考试的尊重,因势利导,从学制的整体去思考不同时段考试的利弊与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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