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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  

2011-03-13 09:42: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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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 - 一剑千秋 - 一剑千秋

 自中华论坛

 

   

(一)私有化概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起点

 

在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中,政府决策层、公有企业内部的高管和参与私有化进程的学术界形成了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保守派(新左派)与资本主义自由派(新右派、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次对中国社会基本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左右两翼之间的斗争中,在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逐步培养起来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主义意识形态和心理倾向的支持下,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实践被新自由主义者恶毒攻击并歪曲性地宣告为“失败”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及其反社会主义思潮的鼓动下,带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利己主义的功利性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改革”旗帜下窃取并利用共产党的党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权而使其成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这样,社会主义保守派的保卫社会主义行动被压迫到了极点,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主义者对权力阶层的级级控制及其节节进攻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在私有化运动中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显然,如何定义私有化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逻辑起点。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人们认为,中国不能搞私有化。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却认为,中国必须搞私有化。由于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而私有制则是实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因此,私有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这就必然形成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在私有化概念上的理论斗争。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因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否定。正因为社会主义路线的不可否定性,资本主义者对私有化概念就只能采取回避其实质内容进行定义甚至完全绕开私有化定义的方式来进行争取私有化得到有效实现的理论斗争。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理直气壮地对私有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的批判。正因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冒天启研究员就毫不隐讳地说,私有化“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打人的棍子”。我们发现,私有化的理论支持者不但不承认将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资源、私有组织或私有资产的行为及其过程就是私有化,反而对直言私有化者和私有化的批判者倒打一耙式地反戈相击,攻击直言私有化者和私有化的批判者是用“私有化”“乱扣帽子”、“打人”,并将所有制问题贬义性地指责为“意识形态化”─即将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和私有化批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私有化概念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二十年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斗争的焦点。私有化者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属于全体人民和属于劳动者集体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变为自己的私人财富。而资本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却实施着更加具有深远影响的和平演变战略:实施私有化却又对私有化概念避而不谈的愚民策略可以避免因人民的觉悟被唤醒而无法实现剥夺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有财富并在中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统治的阴谋。私有化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在将人民的财富化为已有并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共产党变质的时候不但不允许社会主义者出来捍卫人民的利益,反而利用其已经夺取的财产权、政治权和舆论权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反击,甚至连私有化这样的概念也不允许提及。

 

 按照冒天启研究员的解释,人们对私有化进行批判的原因是“私有化问题上的误解太多”。那些批判私有化者是对私有化“望文生义,将私有化等同于私有制,认为中国不能稿私有制”,或“对股份制改造有意见”而打“国有资产调整”者的“意识形态棍子”。确实,“私有化”不等同于“私有制”。但是,私有化的结果就是私有制。显然,冒天启研究员是在诡辩。在此,冒天启研究员还用“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产调整”来代替“私有化”概念,足见冒先生对私有化概念的理解是何等混乱。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前提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正如杨坚白教授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绝对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因此,通过私有化来实现“补资本主义的课”其实质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对此,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私有化,保护公共财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二)、私有化概念的定义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定义的起点

  

 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必须清楚地揭示私有化的性质即私有化是否会使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公有企业改革的性质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公有企业改革必须在保证公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框架内进行。如果私有化不改变公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公有企业就可以朝着私有化的改革方向进行;如果私有化改变公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公有企业就不能朝着私有化的改革方向进行。然而,从实质定义上看,私有化概念定义的实质内容应该是“将全民或集体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或公有资产转变为个别的、具体的私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因此,私有化的结果就是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资源、私有组织或私有资产、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制度变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倒退。而从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性质上看,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意味着,如果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定义为私有化,那么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按照私有化的改革方向,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不再是全体人民的企业,而将变成个别私人的企业。人民也不再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人翁”,而将分离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将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关系和剥削关系。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彻底地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显然,这不符合“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基本前提,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违宪路线。

  

在中国,主张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般都对“私有化” 概念轻描淡写地以经济学的科学化方式(即去掉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经济学论述方式)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方式进行定义,甚至根本就不给出严格的概念定义,以此回避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化性质以及由私有化可能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排除私有化的实施阻力─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所有者─人民群众的反抗。

  

 对于私有化的性质,宫希魁教授就提出,“‘私有化’属中性概念”。显然,按照宫教授的理解,私有化并不涉及社会主义性质与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进一步的潜台词就是,私有化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也不会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对立。而按照这样的理解,从前苏联解体出来的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并还会导致俄罗斯从社会主义倒向资本主义,也还会导致新生资产阶级和新生无产阶级的产生。然而,俄罗斯从前苏联鹤社会倒退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俄罗斯从私有化前没有阶级的社会倒退到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私有化运动中新生并对立的事实说明“私有化中性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谬论。从阶级属性上看,私有化的结果是属于全体人民(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资产、行政资产等)或全部集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及其资产、协会资产等)的财富转变为个别私人的财富,财富公有意味着全社会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划分(即可以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地拥有生产资料但又不具体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而私有化则意味着全社会的全部社会成员重新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即在私有化中得到了财产者成为资产阶级,而在私有化中失去了财产者─实际上是失去了财产和主人地位的绝大多数人民则沦落为无产阶级)两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对立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完全不同的阶级,阶级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由此形成。因此,“私有化概念中性观”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危险的─它会麻痹人们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识和精神,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公有制立场。

  

按照宫教授的“私有化概念中性观”,宫教授得出的结论是:“把部分国营经济转变为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总份额,并不必然带来改变经济制度和社会性质的后果,只是意味着在特定社会制度基础上不同经济成分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某些经济组织资本存量的运营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姑且不谈宫教授对“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这些错误概念的混乱使用问题[10],而来看看宫教授对私有化结果的判断。按照宫教授的观点,全民所有制企业私有化后并不会导致企业性质的变化,而只是“不同经济成分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按照这样的判断,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私有化后企业性质并不会从社会主义企业(公有企业)变为资本主义企业(私有企业),而“只是经济成分发生了变化”。显然,这种判断是对私有化的事实视而不见地做出的不负责任的判断。因为,事实上,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私有化后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公有企业变成了由个别或部分私人所有的私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向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私有化中,工人身份也由原来的主人翁变为无产者─这些都是性质上的变化即社会主义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工人(公有企业中的工人)向资本主义工人(私有化后的私有企业的工人)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劳动者(在私有化中将公共财富居为私有财产的私有化者)向资产阶级的转变。显然,宫教授矢口否认私有化所导致的这种性质上的变化正是站在私有化者的立场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为私有化者提供违背事实的具有伪科学性质的“理论依据”。

  

宫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把“某些国有资产向民有民营方向转变的过程作为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意义上的‘私有制’加以批判”,“其实质就是批判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和试验。”。显然,宫教授不但不认为“国有资产向民有民营方向转变的过程”是私有化,而且还认为对私有化的批判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批判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和试验”─确实,按照宫教授的观点,将公共财富化为己有是应当得到支持的“改革探索和试验”。如果这也算是“改革”,那么“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天大的错误。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却正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应有之义─私有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意味着私有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将公有资源、公有企业或公有资产变为个别私人的私人财富的私有化不仅不是改革,而是对改革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对此,宫教授应当不会不知道。然而,更加险恶的是,宫教授在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的时候也不忘记给私有化的批判者即公有制的维护者戴上一顶“反对改革的探索和试验”即“反对改革”的帽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周叔莲研究员虽然承认“私有化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周研究员所谓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似在暗含着私有化本身不应该是政治概念之意,且意在所指且站在对私有化进行批判立场上的人即提这一政治概念的人是在维护公有制而反对私有制是有政治用意的。并且,周先生的观点显然是与此相反的,而且暗示着对公有制政治立场者的反对。对中国实际进行着的公有企业出售,周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周先生认为,“不能把出卖一些国有企业笼统地称之为私有化”。这样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对的。因为,出卖国有企业在性质上应该分为三种:一种是将国有企业出卖给国有企业,另一种是将国有企业出卖给集体企业,最后一种是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或私有企业。第一种情况所有制形式并未发生变化,第二种情况是集体化(全民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第三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私有化。但是,从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人们所争论的所有权制度变迁的指向上看,出卖国有企业一般就是指将国有企业出卖给私人或私有企业,即出卖国有企业一般就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就此来看,周先生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在此,周先生进一步指出,“更不能笼统地把国有企业搞股份制称之为私有化”。显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性质还是上述三种类型。国有企业股份量化出售给国有企业法人其所有制性质仍然不变,国有企业股份量化出售给集体企业法人就是集体化,而只要是将国有企业股份量化出售给私人或私有企业就是私有化。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私有化。周先生反对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界定为私有化的意图当然在于支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冒天启研究员提出,“私有化一词,是80年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指的是西方国家针对国有企业效益低,为摆脱财政困难而进行的一种改革。”,“私有化实际上是指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一种措施,而不是所有制形态。”。冒先生对私有化的定义严格地说不是定义而是一种判断,而且只是对私有化形式上的判断,完全回避了私有化的本质定义。而以此就得出“搞清了私有化的含义”的结论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在这样对私有化的形式判断的基础上就冒然认为,“搞清了私有化的含义,就应回到具体问题上,讨论:(1)哪些企业可以拍卖、破产;(2)哪些企业可以搞股份制改造;(3)如何评估资产存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4)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如何防止少数干部谋取私利;等等)。”。显然,冒先生并不认为私有化的性质是重要的,也不在乎私有化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诼私有化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而是要急于进行“拍卖”、“破产”和“股份制改造”─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私有化表示事实上的支持。按照冒先生的意思,私有化应当实实在在地推进,其理由是“在党的文件中已经明确,实践中已经搞起来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学家还在争谁在搞私有化,谁犯自由主义,就是脱离实际”。这样的理由实在是太牵强附会。因为,无论是党的文件是否明确要进行私有化,还是实践上是否已经进行私有化,都不是停止正确地定义和正确地理解私有化概念以及是否应当私有化进行争论与批评的理由。以党的文件是否明确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应该私有化和谁在搞私有化是唯上和唯书,而以事实是否已经在进行私有化来判断是否应该私有化和谁在搞私有化则是以既成事实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应该私有化和谁在搞私有化是荒唐而违背常识的。这就象有人已经开始抢劫了,按照冒先生的逻辑,既然已经开始抢劫了,就没有必要争论抢劫是否是正义的以及是否应当抢劫,如果经济学家还在争论谁在抢劫,谁在犯自由主义(抢劫的自由),就是脱离实际。然而,从道理上看,就私有化本身而言,即使党的文件已经明确了私有化的改革方向,对私有化定义、性质及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原则也是非常必要的。何况党的文件并没有明确私有化的改革取向。退一万步讲,即使党的文件明确了私有化的改革取向,也可能存在党的文件中出现错误的情况,只有经过科学研究和广泛争鸣才可能发现党的文件是否真的存在错误并进行纠正─这正是共产党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及其实现途径。而对“实践中已经搞起来”的私有化,我们必须搞清楚谁给了搞私有化者搞私有化的权利?搞私有化者是否有搞私有化的自由?因为,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只有全体人民才有权利决定是否私有化以及怎样私有化。集体所有的集体企业或集体资产是否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则在于全部集体。

  

(三)、私有化概念的定义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权利

  

在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谁有权决定对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如果已经合法地决定了可以对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谁有权实施对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怎样实施对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的私有化?这就是私有化的合法性问题。如果私有化概念不能清楚地定义私有化的合法性,那么私有化从理论到实践就可能引起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利的混乱,私有化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一种侵权行为,使犯罪(抢劫公有资源、公有企业或公有资产)合法化。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的所有权人是全体人民(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全体集体(集体所有制企业)。从投资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者是全体人民,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投资者是全体集体。公有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和公有资产(包括政府的行政资产、党产和企业资产等)天经地义地属于全体人民共有。因此,从合法性上看,有权对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矿产资源等)、公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即通常所说的“国有企业”)和公有资产(政府的行政资产、党产等)进行私有化的人只能是全体人民,有权对集体所有的公有资源(农村土地资源等)、公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公有资产(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乡镇企业等集体企业资产、原农村公社资产等)进行私有化的人只能是全体集体。这就意味着,对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是否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策权、实施权和监督权均在全体人民,而对集体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是否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策权、实施权和监督权均在全体集体。一切违反这一原则由政府行政官员或公有企业高管决定和组织实施的私有化都是非法的,是对人民利益或集体利益的侵害,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践踏和破坏。

  

下面,我们以俄罗斯所有制法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对俄罗斯社会尤其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造成的影响,来说明私有化概念的定义是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私有化运动实践以及怎样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其重大的影响的。类似的情形实际上在中国也是相同的。不过在此我们暂时不讨论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我们将在本章的下一节专门展开讨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全球性的私有化运动在资本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掌握着国际金融资本大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利用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霸权地位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进行野蛮干涉的美国财政部积极实施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阴谋颠覆的和平演变运动,这一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和作为社会主义实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目标的所有制基础即公有产权制度进行破坏,即将公有制改造为私有制,将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转变成为私人资源、私人组织和私人财产。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私有化运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

  

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不仅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因此,值得在此进一步进行研究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问题。而在全部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问题中,《俄罗斯所有制法》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可以认为是对俄罗斯私有化运动及至整个俄罗斯社会造成了严重问题的起源。因此,《俄罗斯所有制法》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事关社会主义原则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按照《俄罗斯所有制法》的定义,私有化就是“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

  

这是一种公民化和法人化公有组织及其财产的定义。非常明显,这一定义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导性,这种误导性正是以俄罗斯为典型代表的前苏联解体出的国家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私有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理论根源。笔者的研究发现,此定义至少存在着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私有化的实施主体不明确:该定义并未明确指出法定的私有化主体是谁,即谁能够拥有对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决策权和实施权?谁有权接受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由于《俄罗斯所有制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私有化的合法的决策者、实施者和接受者,从而为非法定的、非所有权人对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通过私有化抢劫公共财富提供了一个法律空子,让犯罪分子有了可趁之机。

  

从俄罗斯私有化实施的结果来看,合法的私有化实施主体(人民)在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运动中失去了包括决策权和处置权在内的一切财产权利,而越俎代庖者就是政府官员和公有企业中对企业及其财产具有实际控制权的管理者。显然,俄罗斯私有化结果表明,正是合法的私有化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的模糊化使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为非法的私有化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实际上已经一体化)剥夺属于全体人民或集体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提供了条件。  

2. 私有化的接受主体存在着偷换概念和过于空泛问题:该定义中所规定的接受主体为“公民和法人”,而没有规定为符合正义原则的、具体的接受主体。公民指的是集合概念的全体公民还是具体的、个别的公民?如果是集合概念的全体公民,则私有化就应该在全体公民中进行(如平均分配或平均出售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而如果是指具体的个别私人,则私有化就是将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分配或出售给个别私人。这两种私有化方式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也是截然相反的。因此,这种规定也给个别具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官员和其他政治投机分子甚至给外国资本家钻空子提供了机会。

  

从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结果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基本上都落入了当年的政府官员、原公有企业的管理者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和社会上的商业投机分子手中。这种社会公共财富盲目转移给个别私人的私有化结果为俄罗斯的社会问题埋下了永久的祸根。

  

3. 实施方式过于含糊:在该定义中,法律所规定的私有化方式只是极其含糊其词的“转让”和“变为”,而并未规定怎样“转让”和怎样“变”的方式。

  

我们知道,私有化的具体实施方式可以是在全国全体公民中按照人头等额或不等额有偿或无偿分配公有资产或公有资产权,也可以是公开或非公开拍卖,还可以是招标出售,最差的方式就是直接无偿赠送和内部低价出售给个别私人。而如果在法律中不明确规定具体的私有化方式,对公有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政府主管部门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就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私有化。而在公民与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混乱化的条件下,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会与公有企业的管理者结成利益同盟共同瓜分公有企业及其资产。而瓜分公有企业及其资产最简单和最有利于当权者的方式就是利用法律在私有化方式规定上的漏洞,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无偿赠送或象征性低价贱卖给自己—这是由人的经济人理性决定的。

  

从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结果看,事实上,政府官员和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共同瓜分公有企业及其资产的现象也成为了种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私有化运动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4. 公有概念过度狭窄:对任何一个概念而言,定义的准确性都会直接影响到有关这一概念的问题的适用范围,尤其是法律对概念定义的准确性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在《俄罗斯所有制法》中,对私有化指向的公有概念过于狭窄,这正是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出现非常混乱的个别私人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掠夺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在《俄罗斯所有制法》中对私有化的对象中并未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重要的全民所有的资产(一般称为“国有资产”),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公有资产是否可以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这就为投机分子瓜分公有资源、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留下了一个有可趁之机的法律漏洞。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表现是,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更加混乱、更加“中性化”,实际上是打着“经济学无阶级性”的幌子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回避私有化的实质并实际性地支持私有化者对公共财富进行洗劫。因此,中国的私有化运动自公有企业开始后也长驱直入地向资源私有化(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发起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圈矿运动”、“圈林运动”、“圈水运动”等私有化运动。公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已经导致了上亿工人的失业、数以万亿计的公有资产流失和贫富分化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土地私有化运动、矿产资源私有化运动、森林资源私有化运动和水资源私有化运动实际上也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得到的结果是,土地私有化、矿产资源私有化、森林资源私有化和水资源私有化等公有资源的私有化等待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肯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私有化的定义 ─对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定义的评论  

   

最近三十年来标志着以前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倒台的私有化运动中,不仅私有化本身而且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强烈关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伯乐(Ernst Ulrich van Weizsacker)、奥兰·扬(Oran R.Young)和马塞厄斯·芬格(Matthias Finger)的定义,他们在给罗马俱乐部提交的报告《私有化的局限》(Limits To Privatization: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中给私有化下了一个对国际经济学家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改革产生了具有代表性影响的、自然科学化和纯粹经济学性质的定义:“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在这些事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魏伯乐,,芬格,2004)。由于罗马俱乐部在全世界的学术影响和声誉,作为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这一私有化定义(以下简称“魏氏定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对魏氏定义进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该定义虽然看起来是持“科学的中性”立场对私有化作出的定义;同时,《私有化的局限》这一书名也表达了作者对私有化所持的支持而又谨慎态度(“好事过头”);而且,全书的研究基调表明,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在私有化问题的立场上实际上总体上是支持私有化的(认为私有化是“好事”),只不过他们对私有化的过度性的局限性具有学者本能的清醒意识。而从罗马俱乐部对人口问题、资源过度利用问题、环境问题、工业化问题等现实问题和未来学的悲观主义意识倾向上看,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所提出的对私有化的局限性问题的态度和行文基本上与罗马俱乐部对人类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是,上述定义对所有制尤其是所有权制度变迁实质的避而不谈表明,该定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特征和新自由主义特征也是相当明显的。并且,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对私有化的支持态度实际上表明其资本主义发展路线,而罗马俱乐部所担忧的一切问题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因此,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对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在本质上并不符合罗马俱乐部的精神。而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也表明,在新古典经济学柜架下不可能得到罗马俱乐部问题(人口问题、资源过度开采问题、环境问题、工业化问题等)的答案,新古典主义思维方式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私有化私有化概念所包含的实质内容。

  

下面,我们仅对魏氏定义进行一些剖析,揭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化概念所作出的定义在技术上和理解上的错误,为我们正确理解私有化概念提供一些理论探讨的基础。 

 

深入研究魏氏定义可以发现,该定义至少存在着如下四个方面的带有严重理论错误的问题:

  

(一)、魏氏定义将私有化的性质理解为政府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的责任的减少,实际上回避了私有化的实质问题─所有制。而回避所有制本身就是回避经济制度中最敏感、最尖锐、最涉及社会成员最根本的整体利益和每一个社会成员最根本的私人利益的制度问题,是把所有制这一政治经济学问题轻描淡写地纯粹自然科学化、纯粹经济学化或纯粹新古典主义化了。因为,所有制选择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包含任何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被自然科学化的、没有血肉和没有阶级关系的纯粹经济学化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分析方法)的问题。从实际理解上看,这一定义事实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看起来私有化仅仅只是“政府为社会提供资源和服务的责任的减少”,而不是一种所有权制度的根本性变迁。显然,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本身来看,由于所有制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所有制决定着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具体而言,在一个国家中,公有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私有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属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样,公有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私有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一个国家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企业和公有事业单位)和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本身就表明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演变。显然,私有化是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而不只是简单的政府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的责任的减少问题。就此而言,魏氏定义只是一个浅层定义,并未从本质上对私有化概念给出一个科学的、切合实际的定义。

  

(二)、魏氏定义将私有化定义为“私营企业”“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的职责的增加”存在着两个理解上的错误:一是从“私营企业”概念的运用可以发现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三位先生对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不加区分。同时,“私营企业”概念本身也回避了“私有企业”的所有制这一实质问题。二是还是存在着社会资源的使用和服务提供是一种私人或政府的职责的错误理解。事实上,社会资源的使用和服务提供的主体既可以是私人,可以是政府,还可以是社会团体组织(寺庙等)或第三部门(和平组织、绿色组织等)。笔者认为,对于资源使用以及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主体的选择应当符合使用资源以及提供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这两大根本性标准,按照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来选择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并且,资源配置应当有利于整个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既不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也不是个人的收入增加,更不是GDP的数学增长,而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幸福最大化)。显然,“私营企业”“提供社会资源和服务的职责的增加”并不是私有化的实质内容,而只是私有化的一个形式上的结果。私有化的实质结果是,在所有制上公有产权制度变成了私有产权制度,在财富占有上公共财富变成了私人财富─这是人性堕落和一切罪恶的根源。 

 

(三)、魏氏定义将公有制简单地理解为政府行为,实际上存在着对公有制理解上的严重错误。因为,公有制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内的全体公民共同拥有资源、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或非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财产这样一些社会财富的一种所有权制度。这些社会财富主要是指国家行政资源、政府的行政资产、党产、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景观资源、气候资源等)、文化资源(文物和其它文化遗产)等等,这些财富是属于全社会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私人(包括上到国家元首的官员和下至居住于资源所在地的普通公民)对这些财富行使所有权或所有权的任何派生权利(如占有权、控制权、收益权、处置权等)都是不符合人类正义的,也是不符合自然法的根本原则的[4]。同时,政府只是接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公民通过公认的契约方式进行社会管理的委托而形成的一个法定组织,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为全体人民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责为前提。因此,公有制和公有企业既不是政府的职责,也不是政府的行为。在政府与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关系上,政府只是在公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一个接受全体公民委托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管理的代理机构(可定义为“一级代理”或“初级代理”),而政府公务人员也只是再次接受政府委托进行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管理的代理人(可定义为“二级代理”或“次级代理”)。因此,政府以及政府公务人员[5]只有接受人民的委托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管理的权利,不通过人民的共同决定(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的资产)或多数所有者的决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集体资产)就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属于违法行为。显然,魏氏定义中将私有化定义为“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的行为实属牵强附会,甚至是回避私有化实质内容的理论混乱。  

 

(四)、魏氏定义将私有化理解为一种“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在使用社会资源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的提法是对私有化的实质内容视而不见。事实上,从所有权制度性质上看,私有化是公有产权制度转变为私有产权制度的所有权制度变迁;从资源、组织和财产内容的性质上看,私有化是将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和公有资产(即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属于集体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政府行政资产、党产等)转变为私人所有。因此,私有化实质上就是财富再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是否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和市场原则实现等价交换决定着社会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和公平性,而私有化结果形成的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即生产资料是由少数人私人占有还是由多数人共同占有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社会性质以及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生产关系为核心内容)、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行为原则和生活原则以及对道德习惯、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培养。因此,私有化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政府或私人之间履行对社会资源利用上的职责的增减,更不是对此种职责变化所实施的行为,而将私有化定义为一种“倡议”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因为,对私有化的提倡并不是私有化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即使是私有化的政策主张也与私有化概念定义的本质内容毫无关系。 

 

私有化概念的定义问题─对几个外国主流经济学家定义的评论  

   

D.J.盖尔和J.N.戈德里契编的《世界展望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盖尔、戈德里契,1990)一书中的定义也与魏氏定义持同样的观点:“私有化意味着在各种(经济)活动和资产所有权方面降低政府的作用而提高私有部门的作用”。显然,这种定义仍然是从自然科学化的“纯粹经济学”(提倡“经济学无阶级性”但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而不是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通过产权变更的方式将“公共财富”转变为“私人财富”的核心问题,更不是对公有产权制度向私有产权制度这样一种对人类经济行为和各个不同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变迁问题的揭示。显然,该定义对所有权制度变迁的实质避而不谈正是因为其定义者对经济市场化和资本自由化的倾向性或潜意识的资本主义偏好所致。然而,从所有权的性质上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所有制─这是一个无可争议且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私有化就是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转变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并且,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问题的普遍表现是,私有化在实践上往往成为公共财富实际控制者无偿占有人民公共财富或仅仅只是以极低的成本或象征性价格占有人民公共财富的最恶毒、最阴险、最无耻的手段。因此,仅仅从政府部门的作用的减少或从私有部门的作用的增加来定义私有化本身就是对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犯有严重错误的、违背常识的理论误导。而且,这种理论误导和对人类思维常识与事件常识的违背可能是阴险的有意或缺乏正常智力的无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潜意识),并且从实际意义上包含着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制倾向的意识形态性。然而,事实上,所有权的不同性质对社会制度性质的决定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公有产权制度向私有产权制度的所有制转型对人类生产方式、政治、法律和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及至对人类以外的地球生物的生存的影响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而对这些实质问题的忽视的意义正在于为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的具有代理人地位而不具有所有权人地位的实际控制人将其所控制的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通过所有制改革(私有化)化为已有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我们发现,这种私有化定义实际上包含着对行政权力尤其是对政府管制的反对。虽然,我们认为,行政权力的集中(即政治集权)和不适当的政府管制正如资本集中和资本剥削一样令人深恶痛绝,但是,解决行政权力过度集中化和政府管制问题的出路并不是简单地走向发展私人资本的方向,更不是简单地进行私有化。因为私有产权制度下交易的市场化和资本竞争的自由化的发展结果必然是私人资本的垄断和资本集中,而私人资本的垄断和资本集中与行政权力的垄断和权力集中具有同样糟糕的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基本权利的侵害性─政治集权是私人(政客)利用政治权力对人民实施暴力统治,而经济集权则是私人(资本家)利用资本权力对人民实施暴力统治。因此,经济集权与政治集权一样对社会和人民生活具有不可选择的危害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该私有化定义中所隐含着的对行政权力和政府管制的反对在其应对方向的选择上仅仅只是以私人权力尤其是私人资本的扩张来支持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是危险的错误,而正确的反行政权力集中和反对不适当的政府管制的方式应当是从政治制度上对公有制下政治权力的集中性和权力滥用进行有效约束[1]。我们还要强调,支持简单地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结果就是私人资本和私人资本家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和垄断,其结果必然是私人通过资本实现对社会的(资本)暴力和(资本)专制。因此,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结果同样是私人权力(资本化的权力对政治化的权力的替代)的集中和垄断,最后导致的是私人的资本专制对私人的政治专制的替代。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除乎新自由主义理论预想之外的事实是,这种私人的资本专制本身并不会比私人的政治专制更好,而且可能会因为私人的资本专制与原来私人的政治专制同流合污而使社会变得更加专制、残暴,并形成更加严重的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毁灭性的破坏。  

 

从上述私有化定义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在实践中,私有化可以包括‘减轻负荷’或剥离,私有部门的市场机制对预算安排的公有部门活动的替代,诸如消费者合作社、合作生产、各种结构的公私合营,国家管理合同,诸如公用事业由私人供给的垄断专营权、使用者费用、租借-购买协定、直至旨在刺激私有部门投资的减税。”。显然,这些私有化内容说明,上述私有化定义不仅在概念的内涵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外延上也是相当混乱的。为“减轻负荷”而进行的公有资产的剥离只有在向私人转移所有权时才是私有化,私有化也不是“私有部门的市场机制对预算安排的公有部门活动的替代”,而是公共财富转变为私人财富的行为及其过程。至于“消费者合作社”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而“合作生产”则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私有化本身。“公私合营”是国家与私人共同经营,是指经营权的混合,而不是所有权由公有转变为私有的私有化。“国家管理合同”、“公用事业由私人供给的垄断专营权”和“使用者费用”是私人经营形式,而不是私有化本身。“租借-购买协定”可以看作是一种私有化的形式,而“旨在刺激私有部门投资的减税”则纯粹是一种税收政策,而不是私有化。 

 

C.亚当、W.凯温迪什和P.S.米斯特里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以下简称“亚当定义”)与魏伯乐、奥兰·扬和马塞厄斯·芬格的定义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调整中的私有化》一书中对私有化概念所下的定义是,“‘私有化'一词用于描述一系列旨在扩大私有部门活动范围或公有部门吸取所有部门通常采用的提高效率的技术的行为。”(亚当、凯温迪什、米斯特里,1992。亚当定义将私有化定义为“旨在扩大私有部门活动范围”的行为显然也是回避了所有制制度变迁这一实质问题,而将私有化轻描淡写地给出似乎并不涉及任何有关全体人民利益与个别私人利益争端的定义。而将私有化定义为“公有部门吸取所有部门通常采用的提高效率的技术的行为”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私有化是公有资源、公有企业或公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财产的行为及其过程,其实质是财产所有权由全体人民或集体共同拥有变为个别或部分私人拥有,而“公有部门吸取所有部门通常采用的提高效率的技术的行为”是管理改革,而不是所有权制度变迁。 

 

亚当、凯温迪什和米斯特里进一步给出的私有化概念的“分析性定义”要比上述定义更明确一些:“我们认为分析性的正确的私有化定义包括所有权和(或)生产性资产及其配置和定价的控制权,以及由其产生的剩余利润流量的收益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亚当、凯温迪什、米斯特里,1992)。该定义对所有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生产性资产及其配置和定价的控制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并不是所有权转变和所有权制度变迁,而是控制权转变和控制权制度变迁。因此,严格地说,“生产性资产及其配置和定价的控制权”“从公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转移”不属于私有化的范围。不过,从亚当、凯温迪什和米斯特里对私有化的核心内容规定为“国有资产”的出售和按照租约安排将“国有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倒是切中要害的:“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必然将注意力集中于:(1)国家全部或部分出售资产;(2)按照租约安排将资产转让给私有部门;(3)签订管理合同。”。“签定管理合同”只是管理问题,而不是所有制问题,除非在管理合同中规定有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资源、私有组织或私有资产的行为发生,否则“签订管理合同”就应该与私有化概念无关。

  

亚当、凯温迪什和米斯特里提出的所谓“标准定义”对私有化概念的外延和私有化内容的规定与上述“分析性定义”是一致的:“私有化的相对标准的定义,主要包含出售资产,其中包括出售部分资产。但是,它也包括签订管理合同以及将服务和其他活动承包出去,包括对大的资本投资项目实行日益流行的建造-运行-移交(BOT)的方式。”[7]。显然,公有资产的整体出售或部分出售是最常见的私有化形式。但是,“建设-运行-移交(BOT)”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模式,而从所有权和所有制上看并不存在所有权或所有制转变问题。因此,“建设-运行-移交(BOT)”并不属于私有化范围。因为,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建设-运行-移交”的过程实际上只是通过签定管理合同即工程承包合同将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权和一定时间内的投资回收权和收益权暂时让渡给私人,所有权在移交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即所有权一直属于全民所有。私人只是在获得政府特许的条件下对公用基础设施进行特许投资并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国家对其投资的公用基础设施进行经营以回收投资并获得一定的利润。在此,私人投资公用基础设施并不遵循“谁投资谁所有”的所有权产生原则,私人所投资的公用基础设施的所有权自投资时起始终属于全体人民。因此,上述“标准定义”中的包括“建设-运行-移交”投资模式在内的管理合同、服务承包等均不属于私有化的内容。 

 

对私有化概念的另一种定义就是所谓的“股份公司私有化”,此种定义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将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化后向私人出售股份。例如,C.约翰逊编的《私有化和所有权》中就将私有化定义为:“‘私有化'通常用来指依照公司法组建公司,该公司至少将50%的股票卖给私人持股者。”[8]。不过,此定义并未明确地将私有化定义为把公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至少将50%的股票卖给私人持股者”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不是对原来的公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是新成立一个股份公司,那么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只要不是全部由公有法人持股,则自其一开始就是私有制与公有制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而不是由原来的公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的私有化。如果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全部均由私人持股,那么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自其开始就是私有企业,并不是由原来的公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的私有化。如果是将原来的公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那么无论有多少股份是由私人持有的,向私人出售的部分均是私有化。另一种“股份公司私有化”定义可以称为“上市公司私有化定义”,这种定义认为,上市公司50%以上股份出售给私人就是私有化。显然,该定义也是含混不清的。因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有私人股东和公有股东(全民股东即国家股东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股东与集体股东),如果上市公司原有股东全部均为私人,则即使上市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某一个私人,也不是私有化,而只是由多数私人向个别私人转让股份。如果原来上市公司的股东有公有股东,那么上市公司的公有股份转让给私人就是私有化,但私有股东持有的股票转让给私人在任何时候均不属于私有化的内容。 

 

上述有关国外经济学家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并未从实质上揭示私有化的本质,并且,这此有关私有化的定义在外延上很多时候都是不周全的甚至是混乱的,因而容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对私有化运动的误导甚至纵容。而且,国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从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和所谓的“经济效率”的角度对私有化概念进行“纯粹经济学”意义上进行定义的。因此,这些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几乎均不涉及私有化的所有制实质,也未清楚地揭示私有化所导致的企业性质和社会性质的转变(即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私有化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因此,这些从私有化概念的外在形式(即仅仅只是从私人接替政府去从事原来政府所做的事情这一层面)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在实践上实际地支持了私有化运动的进程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私有制)的扩张,并助长了私人对公共财富和公众利益的侵害。 

 

私有化的定义问题冒天启、刘小玄定义的批判  

   

   

中国经济学家对私有化的理解以及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存在着重大区分甚至在立场上都是完全对立的。大致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私有化概念的定义总体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虚假定义(或称为“右派定义”),另一派是真实定义(或称为“左派定义”)。右派定义就是从资本主义“改革”立场将公有产权制度转变为私有产权制度的过程称为“改革”(即所谓的“产权制度改革”,简称“改制”),而不承认这个过程就是“私有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冒天启研究员就认为,私有化是“西方国家针对国有企业效益低,为摆脱财政困难而进行的一种改革”。显然,冒先生在定义私有化概念时只是认为私有化是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而有意回避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转变为私人财富这一财产所有权和所有权制度变迁的实质问题。并且,冒先生还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是指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一种措施,而不是指所有制形态。”。冒先生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所有制形态”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私有化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所有制形态的转变,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向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的转变。这就意味着,私有化虽然不是所有制形态本身,但是,私有化却是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企业和公有事业单位)或私有资产变成私有资源、私有组织(私有企业或私有事业单位[3])或私有资产,同时,在更更深层次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私有化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私有化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内容包括私人资本主义(民间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资产、政府行政资产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物质内容。并且,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主义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主体,国家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自然垄断(如供水系统、供电系统等)以及国家战略需要(如军事、资源开发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既不会改变所有制性质(从国家资本主义到私人资本主义其资本主义性质不变),也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除非整个国家反过来进行大规模的公有化,才可能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按照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私有化来理解和看待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私有化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全民社会主义和集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资源、全民所有制企业及其资产以及全部政府行政资产均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而由集体投资建立的企业及其资产则属于投资建立企业的全体集体共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托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资产以及其它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因此,所谓“国有企业”的概念也是错误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甚至完全是公有制[4],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主体和金钱至上的观念及其所导致的一切资本主义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私有化不但会导致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转变为私人资源、私有组织(实际上一般就只是私有企业)和私有资产,而且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倒退─以前苏联解体出来的俄罗斯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运动的事实铁证如山地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来看,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都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任何一个工人或管理人员均属于全民中的一员,都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以与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全部企业及其资产为标志)。因此,私有化不但使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而且使工人的主人地位下降为现代奴隶地位(工人在私有化中失去了其共同拥有的企业及其财产─生产资料),而原来与工人地位相同的获得了企业及其资产者却变为资产阶级。事实说明,一个企业的私有化使这个企业的财产变成了私人财产,使这个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使这个企业的具有主人翁地位的工人(社会主义工人)变成了被迫接受压迫和剥夺的现代奴隶(资本主义工人),使这个企业从社会主义企业沦落为资本主义企业。而整个社会大规模的私有化则会使整个社会形成私有制环境,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位的观念、行为、政策以及一切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对立以及由阶级对立和两极分化而导致的各种资本主义问题就会随之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新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小玄研究员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理论和私有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坚定地站在打着企业改制名义圈占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的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为私有化即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理论论证”。然而,这种所谓的“理论论证”显然并不是什么“理论”,而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为私有化者剥夺人民财富提供的工具,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新生资产阶级唱出的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偏见的颂歌。因此,《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有制)的理论宣言。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这一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提供理论武器的“私有化宣言”中,刘研究员毫不隐讳地承认其所说的“民营化”就是“私有化”:“关于民营化的概念有各种提法,有的称为私有化,有的称为民有化,其实质都一样。”[5](刘小玄,2003)。显然,刘研究员题目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就是指“国有企业私有化”即全民所有制企业私有化。然而,刘研究员不仅在错误地使用“国有企业”、“民营化”[6]等概念,而且根本就不能正确理解“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治理制度以及“民”、“民有”和“民有企业”的本质含义,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均衡”和“模型”也是哗众取宠式的滥用。刘研究员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既不是严格的新古典经济学学术研究,更不是严格的古典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甚至根本就不是将经济学当作追求真理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是充满着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目的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充斥着“新古典经济学”形式的伪科学理论。因此,刘研究员对其所称的“民营化”即“私有化”概念的定义就是站在公有企业中企图对公有企业及其资产进行私有化的管理者(即刘研究员所称的“经营者”)的角度来定义的。按照刘研究员的定义,私有化是“主要由经营者购买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的方式”(刘小玄,2003[7]。显然,刘研究员不断重复着概念错误和逻辑混乱:私有化应当包括所有形式的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转变为私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而刘研究员则只是强调“主要是由经营者购买”的方式,其用意正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解释”中国公有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 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管理者僭越作为所有者的人民的权利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私有化这种具有犯罪性质和资本主义化性质的私有化方式是“均衡”形式,此其一。其二,刘研究员将所有权与其派生权利─控制权并列说明刘研究员对所有权的理解肯定是存在问题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所有权是财产的法律属性,而所有制则是财产的经济属性。私有化不仅是所有权从公到私的变化,而且是所有制从公到私的变化。并且,私有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生产关系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对此,刘研究员是不能理解还是不愿意理解?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将经济科学为某种利益而辩护而不是为真理而求索的庸俗化和伪科学化的资本主义化“经济理论”竟被其自称为所谓“均衡模型”。不仅于此,刘研究员还大言不惭地强调,希望《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能够形成私有化的政策依据,成为用以“规范和指导实践”的“理论模型”!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审委员会竟然将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样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崇高声誉的科学奖授予这样一篇在科学研究方法上逻辑混乱、偷换概念、违背事实和常识且在意识形态上推行反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是在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将经济学庸俗化和伪科学化的所谓“学术论文”。这样的“论文”竟然获得具有除“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外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也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最高影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不啻是对这一奖项的严重庸俗化,甚至从根本上就是对孙冶方先生追求真理崇高精神和经济学的科学精神的无耻玷污。同时,这一授奖也说明,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实际控制了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样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而且新自由主义者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前人所创立的学术形象、学术品牌和学术权力[1]来推进包括不择手段地以私有化方式所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自由竞争意识形态在内的资本主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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